《日本国志》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式著作”，被誉为“数百年来鲜有之作”，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作者是我国晚清外交家、文学家、史学家黄遵宪。黄遵宪（1848—1905年），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光绪三年（1877年）出任驻日本使馆参赞官，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外交生涯，足迹遍及日、美、英等国。

十九世纪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而东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迅速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其后即开始入侵中国台湾，吞并琉球，干涉朝鲜内政，最后发动中日甲午战争，给东亚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彼时，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十分有限。而在此之前中国人对于日本的研究，或走马观花停留于表面，或缺乏实地考察存在错漏。作为一位有抱负的外交官，黄遵宪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他认为参赞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职”，有着“从事于采风问俗”，供朝廷咨询参谋的责任。他比较中日士大夫的知识倾向之后，发现：“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为促使我国民“开眼看世界”，改变“天朝上国”式固步自封的傲慢心态，同时提醒国民居安思危，借鉴日本的经验促进中国近代化事业，黄遵宪于1879年即开始着手编纂《日本国志》，采书二百多种，前后历时近9年，终于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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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志》共四十卷，分《国统志》《邻交志》《地理志》等十二志，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职官等多个方面，是“统赅日本之政情、民风及历史，为清末言域外地理之杰作”。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延迟8年才得以刊行，使得中国朝野人士错过了在甲午战争之前知日、防日乃至抗日的契机，但该书以其广博的内容、国际战略眼光以及渗透其中的忧国忧民情怀，价值倍增，迅速传遍士林。张之洞评价其“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寄意深远，致功甚勤。且于外洋各国风俗政事，俱能会通参考，具见究心时务”；梁启超读后称赞“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并在《西学书目表》和《读西学书法》里，把《日本国志》列为重点书目；上海《时报》的创办人狄葆贤在其著作《平等阁诗话》也称誉该书“海内奉为瑰宝”，“由是诵说之士，抵掌而道域外之观，不致如坠五里雾中，厥功洵伟哉……”

正因为《日本国志》是在日本富强之后咄咄逼人四处侵略的时代背景下写成的，故而该书带有强烈的“时代焦虑感”，国家安全思想也因此贯穿全书。

强调改革、重视法律的政治安全观

《日本国志》对于日本的政治制度改革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指出封建制度因其等级森严、剥削残酷，极易导致下层人士的奋起反抗，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上之于下，压制极矣。此郁而必伸者，势也”，为此，书中多次强调要勇于革除数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弊害，追求民主、平等、团结，从政治制度、官制、地方制度等各方面进行改革。《日本国志》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安全思想是依法治国，主张运用法治代替人治。书中指出“人无论尊卑，事无论大小，悉予之权以使之无抑，复立之限以使之无纵”，表明法律的精神为“权限”二字，既要通过法律保护人们的权力，也要通过法律加以规制，让人人守法，这样才能限制权力的滥用，有效地保护公民，使“全国上下同受治于法律之中……正名定分，息争弭患”。值得关注的是，在同时期研究西方的著作中，除了薛福成的著作涉及了一些关于治外法权的问题，其他都极少关注法律制度。《日本国志》中对于日本司法改革内容的介绍和经验的评析，为清末法制变革提供了样板，对中国法律近代化贡献良多，对于保障我国的政治安全大有裨益。

稳定秩序、振兴商务的经济安全观

作为一部较为系统地反映国家经济改革主张的著作，《日本国志》中《食货志》六卷专门讨论经济，此外《职官志》《物产志》《工艺志》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经济问题。书中主张稳定经济秩序、振兴商务以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在保障经济生产领域的安全方面，提倡通过移民恳辟、开采矿藏、奖励“工艺”、发展工业与科学技术、兴建交通等方式安置过剩的劳动力，解决地少人多的矛盾，有效防止“天下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者比比皆是”进而“大乱矣”的失业和社会混乱等危机。在保障财政安全方面，提出健全国家的财政管理制度，改革旧的赋税制度，实行预算决算、财务公开以革除有关人员中饱私囊的弊害，做到“上下流通，无壅无积”，力求“以天下之财，治天下之事”。在货币流通领域，指出建立银行，发行和使用纸币的重要性，认为从金属货币到纸币是货币史上的进步。但是纸币的发行需要规范，一方面“金银为真钱，纸币为傍行金银者也”，纸币的发行要以国家的金银储存总额为依据。另一方面政府不得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引起通货膨胀。国家经济安全不仅要保障国内经济秩序的稳定，也要保障对外经济的安全，抵御外国的经济侵略。对此，《日本国志》认为应该振兴商务，改变“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由政府和民间共同携手。通过“日讨国人以训农、以惠工”，加强本国产品的竞争力，扩大产品的出口额；通过在本国推行本民族的产品以及加重进口税，抵御外国的商品输入。这些经济安全思想有的与古制一脉相承，有的则效法西方，既有传承也有创新。如“以天下之财，治天下之事”的理财观念就与明末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天下之财，非一人之私有”的思想内涵一致。而实行预算制度则与传统的“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不同，正如《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所说：“中国向无所谓预算，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才奏准要试办各省预算。黄遵宪是中国较早论述预算的重要人物之一。”总之，《日本国志》中的经济安全观涉及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各领域，构筑了一个全面的经济安全保障模式。

居安思危、练兵备战的军事安全观

《兵志》开篇将传统中国与近代欧洲的军事思想进行了对比，指出中国传统的军事观念是以穷兵黩武为戒，不得已而用兵。与中国相反，近代西方则认为兵不可一日不备也。在西方各国筑坚垒、造巨舰、铸大炮，朝夕练兵，“竞强角力，迭争雄霸”时，中国由于缺乏备战思想没能及时建立起强大、先进的军队，导致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时相形见绌。中西不同的军事观念及其导致的不同结果直观地体现出了“设险以守国，教兵以备战”的重要作用。“弛备者必弱，忘战者必危”，要想求生存求自立求发展，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非好武争强，实则为“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之必要。《兵志》接着通过考察日本的军事变革，总结练兵强兵的方法。具体来看，主要分为两点：一是重军。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十分重视军队的建设，例如，即使当时财政拮据，仍然花费重金创建海军，这为其在甲午海战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此外，还改革旧的封建军制，革除兵备懈弛、积弱之势；支给军费，特设军医部，储备武器，完善保障体系。二是强兵。注重精兵练兵，征兵之时便严加筛选，提升士兵的质量。入伍之后整饬军律，严正军纪，加强管理。还设立士官学校，选派留学生，培养将才等。总之，《日本国志》中的军事安全观的中心是重兵，主张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保障国家的安全。在当时“天下万国，鹰瞵鹗视”的紧张局势下，《日本国志》“非练兵无以弭兵，非备战无以止战”的军事思想包含了反帝爱国的内容，在迎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有着具体切实的指导作用。

开放交流、竞争自强的外交安全观

《邻交志》中反复强调外交关系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相比于闭关自守的外交政策，开放交流，以竞争求自强才能国势日盛。书中以欧洲、中国以及日本的历史发展为例，多方面阐述外交安全思想。近代欧洲“自法国十字军起，合纵连横，邻交日盛，而国势日强”，与闭塞的罗马一统时代相比“其进步不可以道里计”。中国的战国时代列国各据一方，战争频繁，但是正因为七雄争霸，相互竞争，务求进取才孕育了一大批如孟子、荀子、申子、韩非、苏秦、李悝、扁鹊、屈原等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造就了列国的强盛。而日本同样是发展开放交流外交关系得以图强的典型。隋唐以来，与中国交往，学习中华文化得以发展。近代以来，效法西方，“竞事外交，骎骎乎进开明之域，与诸大争衡”。在黄遵宪看来，开放、竞争的外交策略虽然有其弊端，但更有大益。中国和日本在外交上都曾面临过“治外法权”问题，司法上遭受了极大的不公平，其中一个原因便是闭关锁国，致使彼此在法律上声气不通，最终无法“预世界潮流”。而开放交流，重视竞争才能自强以保安全。一方面，外交上的交流与竞争是涵盖多个方面的，文艺上“艺术以相摩而善”，军事上“武备以相竞而强”，经济上“物产以有无相通，得以尽地利而夺人巧”。另一方面，外交上的交流与竞争也要建立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书中所包含的平等、开放、交流、求实等内容的外交安全思想，即使置之当下，也十分可贵。

《日本国志》中的国家安全观内容丰富，除上述四方面，还包括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领域。例如书中在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过程中，多次提出“西学源于中国”这一主张，在面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时，没有全盘西化，而是从中国古代寻找思想的依据。这固然不失为一种“以复古求西学”，为西学东渐减少阻力的“便宜法门”，但同时也展现出了强烈的文化自信和一定的文化安全思想。在近代研究西学的著作中，《日本国志》自有其局限性，但其以独到的见解，对中国士大夫特别是维新派知识分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康有为评价道，“讲其沿革，政教，学俗，以成其《国志》，而耸吾国人，用意尤深，宜其达政专对绰绰也”。光绪帝在戊戌变法之前也曾两次催促谭嗣同进呈《日本国志》，并称赞其“纪日人变制尤详”。《日本国志》在戊戌变法中的影响不容低估，其国家安全思想亦足以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王慧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