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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观焦点：沈家本眼中的《元典章》
发布时间：2022-08-05 16:37:57 文章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品读寄簃公沈家本对元代刑制的考证篇幅不长，或者是因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元代刑制的影响不及他朝。但这并不意味着沈家本对元代法制的轻

■ 品读寄簃公

沈家本对元代刑制的考证篇幅不长，或者是因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元代刑制的影响不及他朝。但这并不意味着沈家本对元代法制的轻视。他收集了《抄本元典章》仔细阅读，撰写了《抄本元典章跋》并将其置于京师法律学堂书楼，以备学员参考。此外，他还主持刻印了《元典章》以为推广。这些事实，皆可印证他对元代法制的重视


(相关资料图)

图为元代骑马图。

□ 沈厚铎

金朝（公元1115年至公元1234年），是中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完颜阿骨打（完颜旻）建立的统治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封建王朝。金朝西接壤西夏、蒙古，南与南宋对峙，相继十代帝王，总共延续了119年。

从游牧民族至立国，金朝法制也由简单的习惯法逐渐形成。如清代法学家、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刑制总考四》引用《金史·刑志》所记：“金国旧俗，轻罪笞以柳葼（音同‘宗’，意为细小树枝），杀人及盗劫者，击其脑杀之，没其家资，以十之四入官，其六赏主，并以家人为奴婢。其亲属欲以马牛杂物赎者，从之。或重罪亦听自赎，然恐无辨于齐民，则劓、刵以为别。”从中可以看到金朝施行的多种刑罚。

《金史·刑志·序》如此概括金朝法制：“金初，法制简易，无轻重贵贱之别，刑、赎并行，此可施诸新国，非经世久远之规也……原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一小大，使之咸就绳约于律令之中，莫不齐手并足以听公上之所为，盖秦人强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礼。终金之代，忍耻以就功名，虽一时名士有所不免。至于避辱远引，罕闻其人。殊不知君子无耻而犯义，则小人无畏而犯刑矣。是故论者于教爱立廉之道，往往致太息之意焉。”

上述介绍，概括了金朝法制从简陋到完善的过程。随着国家风俗日衰，政风日降，法治紊乱，以至于形成“君子无耻而犯义，则小人无畏而犯刑”的不堪局面。沈家本对《金史·刑法志·序》的这一评论予以肯定。

这些便是《历代刑法考·刑制总考四》对金朝刑制考证的主要内容。在这本书中，对元朝刑制的考证，沈家本也有提及。

元朝（公元1271年至公元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即南宋景定元年）忽必烈登基成为大蒙古国大汗，并颁发即位诏书正式称帝，自称为“朕”，并称其兄为“宪宗”“先皇”。

同年六月二十九日，忽必烈又发布《中统建元诏》，“中统”（公元1260年至公元1264年）成为元朝第一个年号。忽必烈接受汉人、重臣刘秉忠建议，发布《至元改元诏》，取《易经》“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之义，改“中统五年”（公元1264年）为“至元元年”。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12月18日，忽必烈采纳刘秉忠进一步的建议，改国号“大蒙古国”为“大元”，忽必烈成为元朝首位皇帝。并于至元九年二月，设中都为国之都城，改称大都。

中国历史上，元朝首次实行地方行省制度，对中国地方行政管理影响深刻。元中期政变频繁，后期社会矛盾加剧，导致农民起义四起。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明，定都南京，由于朱元璋的北伐，迫使元廷退居漠北，史称北元，大元朝也就此终结。

元朝实施笞刑、杖刑、徒刑、流刑、死刑五刑之制。在《历代刑法考·刑制总考四》中，沈家本按曰：“此元之五刑，见《元史·刑法志》，即元之律文也。《元典章》（元代地方官吏自行编制的一部法律汇编）言流二千里，比徒四年、二千五百里，比徒四年半、三千里，比徒五年，当是旧法，故《志》不及也。元制死罪，有斩无绞，而《元典章》所载旧案往往称‘引旧例’，应绞而改其名曰处死，此又其用法之独异者。”在这里，沈家本点出了元律“应绞而改其名曰处死”的特色。

元朝有出军之刑：“强盗持仗不曾伤人，但得财，一百七，出军。至二十贯，为从的一百七，出军。不持仗，不曾伤人，至四十贯，除首贼外，余人断一百七，出军。窃盗豁车子、剜房子的贼每，伤事主，为从的断一百七，出军；不曾伤事主，但得财，皆断一百七，出军。不曾得财，于内有旧贼，出军。怯烈司里偷盗驼马牛，初犯为从者，断一百七，出军。又延佑七年，中书省议得各处合流辽阳行省罪囚，无分轻重，一概发付奴儿干地面。缘彼中别无种养生业，岁用衣粮，站赤重加劳费，即目肇州现有屯田。今后若有流囚，照依所犯分拣，重者发付奴儿干，轻者于肇州，从宜安置，屯种自赡，似为便益。”

针对此法条，沈家本制按语说：“元代出军之制，未详始于何年。《元典章》‘肇州屯种条’所列有出军、流远之分。是发往肇州之人，不皆为出军者也。私盐三犯者，蒙古、色目人发两广、海南，汉人、南人发付辽阳屯田。（《元典章》二十二）当亦在出军之列。《元典章》五十：‘出征军人抢夺，比同强盗杖断条，有发付云南应充军役’之文，此其证也。明代充军之制，盖即原于元之出军。明初充军者，皆发边省卫所，与元之辽阳屯田情形相似，第明以补边卫之什伍，其用意则不同耳。”在此，沈家本作了元代“出军”与明两代“充军”的比较。

对元代“迁徙之法”，沈家本也作了比较、考证。他指出：“元代迁徒之法与流不同，盖即唐之‘移乡’也。《元典章》所载迁徙之案，有迁徙广东者、有迁徙辽阳者，又有称再犯移徙，三犯移徙边远者，是迁徒有南北之殊，又有远近之异，皆在天历（元明宗年号，公元1329年）以前。然延佑三年（元仁宗年号，公元1316年）省札云：‘今之迁徙，即古移乡之法，比之流囚，事例不同。’是天历前本有此法，文宗更定之。明代亦有迁徙之法，大约亦因于天历之制。”

沈家本对元代刑制的考证篇幅不长，或者是因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元代刑制的影响不及他朝。但这并不意味着沈家本对元代法制的轻视。他收集了《抄本元典章》仔细阅读，撰写了《抄本元典章跋》并将其置于京师法律学堂书楼，以备学员参考。此外，他还主持刻印了《元典章》以为推广。这些事实，皆可印证他对元代法制的重视。

（作者系沈家本四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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