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当下,法治题材影视剧层出不穷,影视剧中的法治元素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在普及法治观念、繁荣法治文化建设方面,法治题材影视剧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从本期开始,《法治周末》推出“当法治遇到影视”系列报道,重点关注“法治+影视”领域的诸多现象与话题。
主持人
孟伟《法治周末》记者
嘉宾
田水泉人民法院影视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耿慧东全国公安文联影视协会秘书长
吕铮法治日报社影视中心主任、《红纸鹤》编剧
余飞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巡回检察组》编剧
法治题材影视剧担负着普及法律常识、传播法治理念的使命,创作中必须把剧作在法治层面的专业性和其作为文艺产品的艺术性、娱乐性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加以考量,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有些情况艺术性必须服从于专业性,但有时又不能过分强调所谓的专业性
《法治周末》记者 孟伟
近年来,法治题材影视作品以高品质、高口碑的姿态进入观众视野,成为国内电影、剧集类型创作的重要代表。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作品被观众诟病故事逻辑与现实不符、法律常识出现错误、“律政剧外衣偶像剧内核”等问题。
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法治题材影视剧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创作者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法治周末》记者邀请国内几位颇具法治题材影视作品创作经验的专家,就如何平衡法治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法律的严谨性和故事的艺术性进行了圆桌探讨。
创作不能闭门造车脱离实际
主持人:近年来,部分法治题材影视剧为了剧情的逻辑完整打破了司法实践中的规则,如打破警察办案时的回避原则、律师执业原则等。如何看待部分影视剧中为塑造影视剧人物形象,使其行为脱离实际的现象?造成影视剧脱离实际的原因是什么?
田水泉:影视剧来于生活,但不等同于现实生活,影视剧根据创作需要理应有所提炼、有所取舍,所呈现出来的必定是典型人物、典型事件,是异于日常的极端戏剧情景下的故事。一些观众观看影视剧时,经常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了解,与剧中情节相比对,如果不符就认为作品拍的脱离现实。一些法治剧尤其是司法题材的影视剧,如果完全按照有关规定对司法人员的要求设计人物,办案人不能与案件当事方有任何瓜葛(否则应当回避),办案过程中又不能与案件当事人私下或单独见面,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必然导致剧中司法人员与案情故事完全游离,难以结构戏剧故事、形成戏剧冲突。
耿慧东:现实中,公检法司等单位的主管部门,对相关影视剧的专业审查是比较严格的。目前,社会上拍摄的影视剧中,法制方面涉及内容确实存在脱离实际、不讲规则的情况,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为了满足剧情设计、人物特点,或者追求影视效果;二是编剧、导演对现实生活中的法制规则与生活实践存在严重的认识模糊。
吕铮:造成影视剧脱离实际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创作者不熟悉相关法律法规,一些没有法律背景的编剧可能随便从网络新闻上“扒”一些桥段拼凑剧情,非常容易出现事实问题。第二,创作者缺乏生活的阅历和经历,在创作前期没有认真采风。作为法治题材作品的创作者,需要熟悉法治领域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余飞:在法律的大框架下,很多写作技巧会受到限制,一些编剧无法在框架内通过技巧讲出好看的故事。在面对专业性很强的领域时,即便编剧的写作技巧再厉害也绝对不能闭门造车,在创作前期需要通过大量的采访、采风对行业规则要有基本的了解,再利用自己的创作优势,才能写出更宏大更曲折有吸引力的故事。
主持人:编剧缺少对法律的认知,可能对法治题材影视剧的专业性带来怎样的影响?
田水泉:法治影视创作目前最大困难在于人才的匮乏。法治题材相较于其他行业题材来说,其对专业的严肃性、严谨性要求尤甚。这种专业要求,远不是临阵磨枪到司法机关体验几天生活就能解决的。目前国内成熟编剧中,有法学教育背景的寥寥无几。所以,目前法治影视作品中,很少有既广受普通观众欢迎、又深得司法行业认可的优秀作品。对司法行业的陌生,法律知识的欠缺,必然会影响创作者想象力的发挥。
耿慧东:法治题材影视剧的编剧在准备创作此类剧本之前,应该先大量采风、采访、收集大量有关法治题材的相关详细内容,对所创作题材的专业性要熟知熟会,对涉及事件的内容要有详细了解,才能根据专业人员和专业特性,创作具体故事与剧情。
吕铮:编剧应当了解我国法律体系,之前曾有法治题材影视剧中的故事桥段改编自外国的司法案例,其事实以及适用的法律法规与我国法律规定不符,整个故事缺乏真实的基础。作为编剧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且要熟悉行业准则,再通过编剧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剧情描述功力将故事推向高潮,使其符合逻辑和客观规律。
如若遇到不熟悉的领域,在创作过程中要向专业人士请教。举例而言,电影《红纸鹤》中涉及大量刑事辩护内容,在剧本写作期间曾与多位刑辩律师进行沟通,请他们共同参与创作。
余飞:是否具有法治背景对剧本的创作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绝对优势。很多优秀的编剧可以通过前期大量的采访、收集资料,最大限度的利用采访到的内容,在这个基础上加上成熟的写作技巧完成创作。
主持人:一些法治题材的影视剧中会出现法律常识性错误,应在哪个阶段予以规避?
耿慧东:专业性题材的剧本创作,对编剧要求十分严格,甚至应当说是挑剔。他(她)要保证全剧的专业性和人物、故事情节设定合乎逻辑,在具体细节的处理上更要详尽细致的描述,这就要求编剧在专业水平上具备一定深度。所以,编剧创作法治题材影视剧,比起其他题材更具难度。
对于法律常识错误认识的规避有三个阶段,一是编剧创作中,可以邀请有专业知识的相关人员审读把关。二是在影视剧拍摄过程中,邀请相关专业人士到现场观摩指导。三是在成片后,邀请专业人士观影,提出具体意见,最终修改成片。这样就基本上杜绝了出现法律常识错误的剧情或画面内容。
吕铮:编剧在创作期间就应该符合客观事实规律。实际上,目前涉及到政法题材影视作品的剧本在备案立项前都需要相关部门进行协审,审查剧本中的内容是否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通过后才能备案立项。
余飞:常识性问题是绝对不能出错的。在创作初期法律常识的问题就应该采访清楚,在剧本写作过程中和修改时要保持和专业人士的交流,不断地落实整个故事逻辑和细节与实际情况是否有偏差,及时修正。
“道理藏在故事里面”
主持人:有一些声音认为,很多本应以案件侦破、职业伦理为主线的法治题材影视剧沦为了恋爱情节的点缀,每个案件都显得虎头蛇尾,主人公三言两语就能解决问题。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田水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是因为创作者对行业缺乏了解,所以在一些涉及行业、专业问题的表现上,只能浅尝辄止,说得越多,BUG越多,所谓干脆绕着专业走,转而用生活态的情节充实剧情。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创作人员在深入生活上下大功夫、下真功夫,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耿慧东:首先,现在经常“刷剧”的主力军是青年群体,各大网络平台为了迎合他们的偶像需求,主推的影视作品中,明星的“脸”往往比事儿要重要。其次,法治题材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容易引发关注。两者结合下,不难发生严谨严肃的司法活动为偶像明星“让路”的情况。
吕铮:现在部分影视剧创作者依靠情节吸引观众,忽视对人物本身的刻画,缺乏对法治题材的驾驭能力,把政法剧写成了偶像剧,就只能靠演员的外貌和表演来弥补剧本内容上的不足。
余飞:部分编剧缺乏丰富的创作手法,就可能会选择一些社会热点话题来增加热度。但一些偏离故事主线的案例出现可能会影响故事主线的完整性。
主持人:导演和编剧对法治题材影视剧的专业性分别有哪些影响?
耿慧东:在影视作品中,有编剧乃全剧之本的说法,编剧是全剧的核心,剧的好坏与编剧创作的故事是分不开的。创作法治题材,编剧对现实生活中的取材与选择至关重要。导演是全剧的灵魂,他所要呈现给观众的内容,取决于他对全剧的认识与把控。
所以,要求编剧与导演,在法治题材影视剧的创作中,既要呈现法律法规的内容,又要与剧情中的人物故事情节有机结合,将现实生活予以升华。
吕铮:无论是导演还是编剧都应对所创作的作品题材有充分的了解,例如,其中涉及的法律规定、常识性问题、各部门间的制度和管辖权问题,都需要他们了如指掌。除编剧在剧本创作中需要深入了解外,导演和演员在二次创作中也要保持专业度,一个好的导演是能够发现问题并纠偏的。
余飞:一些细节刻画在剧本创作期间编剧可以用写作技巧回避,很多场景可以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当准备把故事搬上大荧幕的时候,导演要将故事内容落地还原成真实场景,编剧用技巧规避掉的细节都需要用镜头呈现出来,拍摄期间出错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时候,还要考验导演对法制的了解程度,甚至美术道具人员的专业程度也会凸显出来。
主持人:总体而言,法治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法律的严谨性和故事的艺术性的尺度如何拿捏?
田水泉:法治题材影视剧担负着普及法律常识、传播法治理念的使命,创作中必须把剧作在法治层面的专业性和其作为文艺产品的艺术性、娱乐性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加以考量,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有些情况艺术性必须服从于专业性,但有时又不能过分强调所谓的专业性,影视剧毕竟不是教学片、专题片,在确保法治理念正确、是非对错明确的前提下,要给艺术创作以足够的创作空间,不能设置过多的条条框框,束缚创作者的艺术创造。
耿慧东:法治剧本身就是特殊题材,具有专业性较强的特点,这就需要制作公司在项目设计规划、剧本编剧初期使用大量现实生活里的实例来构建故事核心,这样才不会脱离实际,要让观众感觉荧幕里的故事现实中也会发生在自己身边,甚至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但在具体执行层面,又必须重视专业性的具体规避原则和尺度。
吕铮:首先,编剧要具备发现好故事的眼睛,将现实中发生的故事改编成为影视作品就不会出现逻辑上的错误,比凭空捏造的故事更有事实依据。依据真实的故事再加上一些虚构的情节进行艺术加工,让剧情在逻辑合理的基础上更能吸引观众。
余飞:在保持法律法规适用正确的基础上,要将法律语言换成观众能够看得轻松明白的方式。要把道理藏在故事里面,而不是通过人物的嘴直接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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