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尼尔·波兹曼在28年前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所说过的话，如今看来并非危言耸听。

这20多年来，互联网领域的技术一路狂飙突进，我们在享受各种有趣与便利的同时，又有了新的烦恼：信息爆炸让人们焦虑不安;网络互动挤占亲密关系空间;数据权属与隐私变得复杂不明;O2O繁荣带来包装过度、生态破坏，等等。

2020年伊始，数字社会该怎么治理，隐私将如何保护，数据产权如何归属，一系列与法律相关的问题就在第三届“科技向善”年度论坛上被提出。论坛上发布的《千里之行·科技向善2020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明确提出，在数字社会进程中要探索确保科技不脱轨的具体方法。

整治痼疾参与公益

科技向善大显身手

近年来，“科技向善”正在得到很好的诠释。

例如，“洗稿”问题受到更多关注，其解决也实现突破。2019年1月，一起“洗稿”事件引爆网络。自媒体“呦呦鹿鸣”因《甘柴劣火》一文涉嫌“洗稿”财新《甘肃武威原“火爆”书记被查曾导演构陷记者》，将行业内对“洗稿”问题的讨论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财新方面称，财新的原文中包含大量记者冒着巨大风险的一手采访信息，也正因如此，财新原文是财新“付费墙”中的一篇文章，读者需要订阅财新杂志电子版才能阅读。

这一案件引出了“洗稿”背后的一个新的冲突：一方面，优质内容的产出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进行线下的调研、采访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卧底调查;另一方面，如果作者想通过这样的优质内容获取收益，则有极高的可能性被其他“洗稿”者窃取成果，这既严重打击了优质内容生产者的信心，也动摇了优质内容生产的可持续性。

“洗稿”已成行业痼疾。据介绍，在腾讯研究院回收的一份针对53位知名媒体、自媒体从业者的问卷结果中显示，88.7%的受访者在主观上认为自己曾在职业生涯中遇过“洗稿”，认为当下“洗稿”问题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共占受访者的81.1%。

2018年底上线的微信公众平台“洗稿”投诉合议机制，在2019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旨在保护原创内容的机制，与原创声明、侵权投诉等功能作为微信平台规则的一部分，通过第三方集体合议的方式来解决“洗稿”问题，有争议的稿件会交由一定数量的“反洗稿”合议团成员进行投票。集体投票的结果决定稿件是否达到微信平台所定义的“洗稿”标准，并依据这一决定来进行后续的惩罚处理。截至2019年6月30日，微信公众平台“洗稿”投诉合议机制已完成近200起“洗稿”纠纷案件。

此外，美团外卖推出“青山计划”，旨在破解人们手中的奶茶杯、饭桌上的餐盒等一次性制品带来的环境问题;在推送寻人启示方面，百度、腾讯、阿里等国内多个企业都参与了寻人公益事业;蚂蚁森林立足核心支付业务进行功能延展，以算法精确制定能量收益体系，并通过游戏化、社交化的方式把绿色公益推行为人人皆可参与的活动……

激励商业公司向善

互联网同样有边界

在腾讯主要创始人、原首席技术官张志东看来，所有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尝试用科技和产品来帮助解决社会问题”。虽然当下成功的科技向善案例不多，也需要经历时间考验，但毫无疑问，科技向善是一种产品能力，是一种产品机会，“我们需要给社会带来更多科技向善的信心”。

事实上，如何激励有着谋利动机的商业公司投身于向善事业，正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难题。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矛盾与解决矛盾的必要性：“科技向善之所以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是因为一方面跟商业有关，跟进步有关，跟科技有关，但另一方面又跟人类的困境相关。”

“人类应该关注长期的愿景和长期的规划。”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终身教授、未来生命研究所创始人泰格马克说，针对技术造成的难题，我们要进行积极的响应，而不是坐以待毙。“技术随着时间不断的演进，我们想要让技术向善的时候，实际上像是一个智慧的竞赛。我们需要在技术日益丰满的羽翼之下，与我们的智慧博弈。”

在博弈中，规范互联网发展，为互联网设限逐渐成为共识。正如吴晓波所说：“曾经，在互联网人心目中，互联网世界是平的，信息可以自由交互。但是如今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互联网同样有边界，不是无限开放的。”

国际家庭在线安全协会(FOSI)主席斯蒂芬·巴尔加姆以儿童使用互联网为例，呼吁通过建立责任和问责制度，由政府、企业、法规、老师与家长都能承担自己的角色和责任。“在互联网上，我们要保护孩子不接触到色情和暴力内容，同时又要给予孩子一定的自由度，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教会他们自我保护，需要孩子们在长大的过程中学会独立自主。我们需要赋能年轻人。”

产品应当合乎规矩

社会各方互动共治

在此之外，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科技向善”的解答。

“人类面对数字社会还是混沌的，还没有到达豁然开朗、完全光明的地步，也不完全知道数字社会该怎么治理，隐私怎么保护，数据产权归谁，所有问题只有探讨和思考，并没有结论。”腾讯高级副总裁郭凯天说。

科技向善更需要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首先是企业。《白皮书》指出，对大公司来讲，“产品底线”是首要关注的命题，即既有业务如何维持高底线，主动面对、解决产品引发的社会问题和冲击，乃至将解决方案转化为全新的业务机会。“底线”既是现有法律法规，也是道德风气、社会良俗、行业公约，更是产品设计中的智慧与美感。有能力的企业，应该使产品“合乎规矩”，在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业务需求。科技向善的倡导者腾讯，已然将“用户为本、科技向善”作为其全新的使命愿景。

对成长型公司、创业公司来讲，“善品创新”是更大的机会，若能找到合适的定位，在创立之初就能实现向善和商业发展的兼容，就能走出独有的行动路径。

对行业协会来讲，它与行业和政策两端皆有衔接，所制定的行动方案往往富有实操价值;对第三方独立机构来讲，它通过中立的研究与大众舆论成为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力量。

对政府来讲，立法和执法是核心的行动路径。白皮书指出，从治理的角度，科技向善将有助于更多元社会角色的互动与自我完善，通过审慎包容式监管在实现社会整体进步的同时，平衡多重目标。科技向善由企业发起，但在政府、非政府组织(NGO)、行业联盟等组织不断的参与、互动中，将变得更加完善。

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将科技向善比喻为我们为未来数字社会找到的第一条安全带。“安全带是人类运用科技的一个缩影。从少数人觉醒，到行业形成共识，再到穿透大众成为刚需。我们今天讨论科技向善，不是要定义‘善’，而是推动‘向’，是在数字社会进程中探索确保科技不脱轨的具体方法。因此科技向善不是自缚手脚，而是驾驶汽车必须系上的‘安全带’。”